中国号称是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但近20年来高度依赖投资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已成国内外共识，转型势在必行，这种转型又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贸易本身的转型升级，提高贸易的效益。
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而不是外需拉动。
第三个层次是在内需中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而不是投资拉动。
然而，在危机陡然升级之后中国紧锣密鼓出台的反危机、保增长对策中，出口激励措施力度加大颇为引人注目。继接二连三提高出口退税率之后，在12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除了搞活流通扩大消费之外，决策者们还研究确定了一系列旨在缓解出口企业困难，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适当扩大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规模；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改善进出口金融服务；扩大国内有需求的产品进口；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那么，“保出口”与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否有矛盾呢？相信国内外不少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对此，我们需要明确，尽管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我们不变的中长期目标，但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促进。经济增长从高度依赖外需转向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具体途径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种，前者是让出口减少，后者是推动内需增长更快于外需增长，我们更倾向选择的毫无疑问是分母对策。毕竟，人要先有收入然后才能消费，出口需求的维持和增长会带动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在次贷危机冲击下，要奉行分母对策，我们必须在维持出口适度增长和推进内需更快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不仅如此，外贸出口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我国还没有成为全世界经济技术名列前茅的发达国家，中国就还不足以成为货真价实的国际货币发行国，预防国际收支危机也就是我国必须时刻关注的重大课题。
近三十年来，正是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终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持续的贸易逆差格局，保证了中国在这数十年里不曾陷入如同1980年代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国那样的国际收支危机，居功甚伟。尽管过高的外汇储备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额外代价，让我们陷入了向美欧发达国家缴纳廉价消费品和低息融资双重“贡赋”的陷阱，而且这种尴尬处境在这场次贷危机中越发暴露无遗，但这些代价与爆发国际收支危机的代价相比，仍然要小得多。要摆脱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我们的心要热，但具体推进时头脑要冷静。在这场危机中，眼见声称热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已可摆脱美欧影响的所谓“脱钩”理论破产，韩国、俄罗斯、印度等一个个昔日风光的新兴市场在资本外逃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冲击下风雨飘摇，眼见海关出口账面数据同比下降、外汇储备减少等迹象表明我国也已经出现了可观的资本外逃，稳定出口的意义更加突出。
同时，此次出台的保持外贸增长的措施中主要内容是推动我国外贸升级，无论是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还是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都是如此。“扩大国内有需求的产品进口”对缩小过高的贸易顺差、改进国内技术装备水平和更多地利用海外资源都有着积极意义。“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更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新的一大步，可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稳步提升自己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里程碑。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担心我们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冲突呢？（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